今天閱讀中時電子報時，發現藍博洲這次要參選立委，頗為吃驚。
不久前看到「幌馬車之歌」再版序時，剛讀完從圖書館借回來的「藤纏樹」（借的理由是：有人努力寫了這麼多字，總也要有人看一下）。回想起來，同樣素樸的語言，「幌馬車之歌」的剪裁精準多了，文字的力量也比洋洋灑灑夾紀實摻虛構的長篇小說要強勁。雖然寫作態度值得肯定，不過長篇也許還不是藍博洲善於駕馭的文類。
由參選新聞聯想到三件事情：
1.可見現在的氣氛確實令人鬱悶到某個程度；
2.可以理解藍波所謂的憂慮。大一時工作室要拍市府委託的白色恐怖紀錄片，因為碰觸某種政治禁忌，遭到媽媽的勸阻與反對（反對的成分自然還包括我的在外滯留不歸）。去年休假回家，媽媽拿出一張特地為我留的剪報，自由時報寫鹿窟事件的深入報導。媽媽認為女兒會對這題材有興趣而特地留下報紙的舉動讓我很意外，但該篇報導完全由報社立場決定的史觀，則令人更吃驚。好在至少還有藍博洲這樣的人在寫。
3.仔細回想，去年藍波之所以婉拒敝劇組的邀約，除了之前拍「赴宴」的慘痛經驗外，應該還有政治上的考量。因為小說文本其實是反動的，視階級鬥爭為洪水猛獸，拍攝者又深具派系色彩。當時應該看清這一點。
幌馬車
侯孝賢 (20041011人間)
十七、十六年前，我們都在看「人間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那兩篇東西真的是先驅。
也是那個時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電影技術上的突破而言，是台灣第一部採取「同步錄音」的電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後補錄或配音。譬如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不能在錄音室錄，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區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個人，我、謝材俊、天心，和唯一會日文的天心的母親，日文歌詞用注音符號標示發音，這樣錄成的。
之後，好像辜負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開去拍阿公李天祿的故事「戲夢人生」（阿公年紀太大不趕快拍會來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馬車之歌〉為題材，把壓縮在「悲情城市」後半結局的時空重新再做處理。並且從預算中撥出資金拍受難人訪談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由藍博洲和關曉榮負責
執行。
「好男好女」開拍時蔣碧玉還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們大隊人馬在廣東出外景，包括藍博洲（被我拉來飾演偕同鍾浩東蔣碧玉夫婦投身大陸參加抗日的蕭道應醫生），大家聽到消息似都茫然無甚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灣，二十六日就是蔣碧玉出殯。喪禮上多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老同學們，我在分鏡筆記本上隨手寫：再過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則，生死成毀無可逃處。
這好像很無情。
對照當時我拍此片採取的結構手段，戲中戲，現實，與往事。戲中戲叫做「好男好女」，正在排練和準備開拍中，背景是一九四○抗日戰爭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現實是九○年代台灣現狀。往事是飾演蔣碧玉的女演員，與男人一段短暫的同居時光，男人遭狙擊後，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條線最後交織成一起，女演員混淆了她與蔣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鍾浩東。女演員已分不清是半世紀前年輕男女為革命奮鬥的理想世界呢？還是半世紀後當下的現實？
看來形式複雜，野心很大，其實可能是一種閃躲。閃躲當時我自己在面對這個題目時候，其實身心各方面皆準備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來拍，我會直接而樸素的拍。
所以，世人將如何記得這些事呢？有人說：「我們從古至今都一個樣，沒有變得更好，也不會變得更好。歷史上因我們的罪而犧牲的人，簡直是死得輕如鴻毛，我們回報以更多的罪惡。」
那麼「歷史與現場」這套書系有何作用？藍博洲數十年來在這個題目上做的追蹤研究，不是枉然？
當然不是，從來就不是。
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隻。凡記下的就存在。
凡記下的，是活口，是證人，不要以為可以竄改或抹殺，這不就是歷史之眼嗎。我無法想像，沒有這雙眼睛的世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幌馬車之歌」出版於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時報出版公司發行），我謹以此文與藍博洲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