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誌底寫實主義

過去十五年來，在墨西哥做家庭研究當中，我用了四種不同卻相關連的研究途徑，將這些途徑結合起來，就成了對家庭生活周圓而整合的研究。首先第一個是概論式的方法；我將研究整個社區所用的大部分概念範疇應用到單一個家庭上面，將從這個家庭得到的材料在物質文化、經濟生活、社會關係、宗教生活、人際關係等條目下整理和組織起來，接著用和這家庭共同生活、訪談及長期觀察所得的大量材料為基礎，重新組合這個家庭及其成員每個人生活的各個側面。這個方法是解析性的，它的好處在於可以將這個家庭文化和這個家庭外的較大文化作比較。

第二個方法是羅生門式的（Rashomon-like）技術；就是用家庭每一個成員的眼睛來看這個家庭，這是通過家庭每個成員長期而深入的自傳來做的。用這個方法可以對個人的心理和感覺氣質（feeling tone）能有深一層的洞察，同時也是對家庭動理的一個間接和客觀的觀察。這一類的材料也許對心理學家們最為有用，其方法論底優點在於：家庭裡的諸成員對家庭生活發生的事件各有各的看法，這就等於對所得資料的確實性和可信程度做了覆核。

第三個方法是選一件困難、特殊的事件，或是一個難關，來作深入的探討，看看這個家庭作什麼樣的回應；一個家庭面對新局勢的方式，特別能顯示家庭底心理動理（psychodynamics）的某些隱蔽側面，同時也指出了各個人之間的差異。

將一個家庭當做一個整體來研究的第四個方法是：仔細的觀察這家庭生活典型的一日。要給予這個方法以深度的意義，必須和前面三種方法結合起來。這就是我在相當範圍內在本書中所做的工作。

選擇一天來作研究的單位，對小說家來說是很普通的手法。可是，人類學家卻很少、幾乎可說從來沒有用過。實際上，這方法對科學和文學同樣有益處；它為人類學的科學的一面和文學的一面提供了完美的中介物。一天的時間大體決定了一個家庭生活的生活樣式；它是一個夠小的時間單位，使得用直接觀察法去做深入且不中斷的研究可以辦得到。並且這方法非常適合於做控制的比較；它幾乎使家庭生活的任一方面都可以做數量分析。譬如說：我們可以研究不同家庭在準備食物上所花費時間的總量，夫妻之間或者親子之間談話的數量、笑聲的數量、進餐時談話的範圍和數量等等。我們也可以研究家庭關係各個人之間更微妙的，有關「質」的方面。

這裡提供的五天底研究，意圖如小說家所描繪的那樣，表現生活上的親切和完整。然而，這也主要受到了社會科學－－包括其一切優點和缺點－－的約束。因此，在這些家庭畫像和小說間的任何類似都純粹是偶然的。事實上，要給這些畫像歸類也不容易；它們既不是小說，也不是傳統意味的人類學。為了沒有更好的名稱，我願意管它叫「民族誌底寫實主義」（ethnographic realism），以與「文學底寫實主義」（literary realism）相對照。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Oscar Lewis著，丘延亮譯

續攤

細雨和話語一起絮絮叨叨的一天。起晚趕早上完禪修課，和幾位新舊朋友坐到近四點（意外認識另一隻名叫啤酒的貓）；騎車去和歪國人們討論短片，以及要去哪裡賣腎；會後和友人續攤，聊到愈來愈少和人談電影－－工作上或生活裡，可談話的對象愈來愈少，這不能不說有點糟糕。

一起討論電影，那是我所懷念的。儘管我們意見未必相同，但對話曾經是可能的。∕

懷念，但是無解。我得尋找其他解。前陣子在想鬆散的創作互助會，例如每個月聚會一次，每次聚會交流最近看了什麼、寫了什麼。

昨天回來之後想，也許組織可以更接近「壓會仔」，要拍片的人起一個會，會仔腳貢獻自己的技術股；而輪到自己拍片時，由其他標過會／拍過片的人填滿工作崗位。

游擊戰，找到限制就找到自由：操作時間必須短（不超過三天），實景（降低美術預算／必須把演員擺在對的地方），自然／既有光源為主。

沒道理十年前可以做的事情，十年後卻更沒有可能性。

歲末年終

歲末年終，強烈地想換書桌，意圖將一整年的工作不力歸咎於桌面太小施展不開……

莫嫌穿林打葉聲

人很容易放棄自己所學。剛畢業的學生很容易住進地下室，一位同學在地下跟一位女生相依為命，以給電台寫稿維生。對於電影，上學時沒學懂，畢業後接觸不上，也就放棄了。

兩年以後，他還住在地下室，跟另一位女生相依為命。此女是他鄰居，初次串門子時，敬重他是學電影出身，拿出張碟放，說：「給我講講電影吧。」他陷入巨大危機，如果說不出什麼，他跟她也不會有什麼。

突然，他急中生智了，看出了上學時看不出來的，講得頭頭是道。

學電影，會有種普遍的焦慮，學得越多，越害怕學到的只是知識。知識再多，遇上實拍，便像一塊壓縮餅乾一樣，一咬即碎。只有知識，便有創作的恐慌。

但沒事，創作是一種分寸感和思維力。這兩樣東西有一天突然就到來了，快如閃電。上學時埋怨老師不教「人心險惡」，也沒事，這些重大的生存技巧，在劇組裡幾個月就解決了，犯不著在人生最好的四年裡學這些。

在技術化的年代，要慶幸沒有早早地學生存的本事。能一通百通，能後來居上，恰是不知不覺中形成的審美。別急著學什麼，別急著當能人，青春本就是用來浪費的。選擇做個掙不到錢的人，選擇過狼狽一些的生活……總有人來相依為命，總有急中生智的一天。

徐皓峰，《刀与星辰》後記。

《憂鬱的熱帶》書摘

有這樣的認識以後，幻想便開始一步一步地佈下它的陷阱。我開始希望我能活在能夠做真正的旅行的時代裡，能夠真正看到沒有被破壞，沒有被污染，沒有被弄亂的奇觀異景其原本面貌；我希望我自己是貝尼埃（Bernier），是達維尼埃（Tavernier），是曼努西（Manucci）……我希望自己像他們那樣的旅行，而不是像我自己這樣的旅行。這類想法一開始出現以後，便可以無止無境的繼續下去。在哪個時代裡去看印度最好？在什麼時候是研究巴西野蠻民族的最好時機？可以得到最純淨的滿足，可以看見他們還沒有被污染破壞以前的景象？到底是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和布干達爾（Bougainville）同時抵達里約比較好呢？還是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和列維（Lery）與鐵衛（Thevet）同行比較好？每次把時間往上推五年，我就能夠挽救一項習俗，得到一項祭儀或分享一種信仰。但是我對於有關的記載很熟悉，我也明白把時間往過去推回一個世紀的話，也得同時要無法取得可用來增進知識的許多材料與研究方法。因此我便陷在一個圈圈裡面，無法逃脫：不同的人類社會之間交往愈困難，便愈能減少因為相互接觸所帶來的互相污染，但也同時使不同社會的人減少互相了解欣賞對方優點的機會，也就無法知道多樣化的意義。簡而言之，我只有兩種選擇：我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樣，有機會親見種種的奇觀異象，可是卻看不見那些現象的意義，甚至對那些現象深感厭惡加以鄙視；不然就成為現代的旅行者，到處追尋已不存在的真實的種種遺痕。不論是從上面的哪一種觀點來考察，我都只能是失敗者，而且敗得很慘，比表面上看起來還慘。我在抱怨永遠只能看到過去的真相的一些影子時，我可能對目前正在成形的真實無感無覺，因為我還沒有達到有可能看見目前的真相發展的地步。幾百年以後，就在目前這個地點，會有另外一個旅行者，其絕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會對那些我應該可以看見但卻沒有看見的現象的消失，而深深哀悼。我受一種雙重的病態所困擾：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起反感，同時我又一直不停地責怪自己沒有看到那麼多我應該看得見的現象。

我被這種兩難困境困擾，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行動，但我覺得那污濁的液體現在已開始沉澱了。逐漸消失的形式愈來愈清晰，混亂漸漸地被排除。原因是時間不停地消逝。遺忘把記憶一波波地帶走，並不只是將之腐蝕，也不只是將之變成空無。遺忘把殘剩的片斷記憶創造出種種繁複的結構，使我能達到較穩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較清晰的模式。一種秩序取代另外一種秩序。在兩個秩序的懸崖之間，保存了我的注視與被注視的對象之間的距離，時間這個大破壞者開始工作，形成一堆堆的殘物廢料。稜角被磨鈍，整個區域完全瓦解：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點開始碰撞，交錯摺疊或裡外翻反，好像一個逐漸老化的星球上面的地層被地震所震動換位。有些屬於遙遠過去的小細節，現在突聳如山峰，而我自己生命裡整層整層的過去卻消逝無跡。一些看起來毫不相關的事件，突然結晶成某種紀念物，好像是建築師所精心設計出來的，遠比我自己個人生命史更見智慧。

摘自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第一部「結束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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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都把旅行視為空間的轉換。這種觀念有欠充足。旅行不但在空間進行，同時也是時間與社會階層結構的轉變。任何印象，只有同時與此三個座標聯繫起來才顯出意義。不過，空間本身即有三個座標，所以，如果想完整描述任何旅行經驗，必須要同時使用五個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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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不僅僅是把我們帶往遠處，還使我們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或降低一些。它使我們的身體交換了空間，同時，不論是更好或更壞，也使我們脫離自己原來的階級脈絡，因此，一個地方的顏色和風味不可能和我們自己面對，經驗那些顏色和風味的時候所處的是那種預料不到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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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旅行者旅行的時候，接觸到和他自己的文明極不一樣的文明，那種文明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一切都極怪異。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這樣的例子變得愈來愈少。不論是到印度或美國，現在旅行者覺得驚奇的程度小到他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地步。在選擇旅行的目的或行程時，現代旅行者可以任意自由地選擇某個歐洲入侵的特殊時刻，或是選擇某個機械化的程度。追求異國情調，結果只是在追求一個他早已熟悉的發展型態的不同階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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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生手的天真，每天我都站在空蕩蕩甲板上，興奮的忘著那片我從來沒有看過的那麼寬廣的地平線，用好幾分鐘的時間注視著那四分之一的地平線，觀看整個日出日落的過程，代表著超自然的巨變之起始、發展與結束。如果我能找到一種語言來重現那些現象，那些如此不穩定又如此難以描述的現象的話，如果我有能力向別人說明一個永遠不會以同樣方式再出現的獨特事件發生的各個階段和次序的話，然後－－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我就能夠一口氣發現到我本行的最深刻的祕密：不論我從事人類學研究的時候會遇到如何奇怪特異的經驗，其中的意義和重要性我還是可以向每一個人說個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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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常被人遺忘的歷史弔詭：交通設備的不足對最惡劣的交通工具最有利。除了騎馬以外別無辦法的時候，人們毫不猶豫的在旅途上花費幾個月的時間，而不是幾天或幾個禮拜，毫不猶豫去只有騾子才去得了的地方探險。當時整個巴西內地的生活，速度雖然緩慢，但穩定的在進行；河流上面有定期的船隻航行，一小段一小段的走，整個行程長達幾個月；像庫亞巴（Cuiaba）與果亞茲（Goyaz）之間的那條路，在一九三五年已被完全遺忘，可是在一百年前卻是交通頻繁，騾子隊來來往往，一隊騾子的數目在五十頭到兩百頭之間。

除了一些最偏遠的地區以外，二十世紀以來，整個巴西中部的那種受忽略的景象並非本來就一直如此：這是沿岸地區人口和商業增加所付出的代價，是沿岸地區發展現代式生活的結果。內陸地區，由於開發進步較困難，便往後倒退，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緩慢的腳步往前走。同樣的，汽船開始使用以後，使距離縮短，那些一度曾聞名世界的沿途停靠港口被消滅；我們不得不問，乘飛機旅行使我跳過那些以前會停留的地方，是不是將造成同樣的結果。但是話說回來，夢想一下機械的進步也可能同時帶來某些補償，讓我們把希望寄託其上，倒也沒什麼害處；把隱私權大舉屠滅以後，說不定會重建起一定程度的孤獨與沒沒無聞。